本报记者 操秀英
“我在基层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和转化36年，深刻感到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是科技发展的难点，科技人员的素质和努力，以及科技转化的政策都会影响到科技成果的市场化。为此，我向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。”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剑平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。
5月2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科协、科技界委员，并参加联组会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、基础研究等热点问题，委员们各抒己见。
“科技成果转化并非将成果‘一转了之’，科研人员最了解他的技术，由其来主导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种高效的方式。”周剑平说，“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榜样，华为、腾讯等都是科研人员主体参与成果转化，并形成了市场化主导的成功案例。”但由于科技评价指标多倾向论文和专利等因素，科技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科技成果转化事业中，“建议赋予科技成果转化人员更多技术和收益所有权，更高的科学地位和社会地位”。
他呼吁，要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主体地位，在成果转化初步成功后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各种市场化主体形式。
全新的技术初入市场，难免会受到旧有标准的限制和捆绑，如何让这些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快速畅通地转化？“要落实好科技新产品、新工艺的市场准入‘负面清单’。”他解释道，只要通过科技成果认定而且行业上没有完全相同标准的科技新产品、新技术，上市就不受相关行业标准和规则的限制，通过科技成果认定即可上市。
他还提到，要强化转化科技成果有关经营运行许可的开放，如上市的同时，除特殊行业外，凭科技成果认定依据就可以参与各种工程或行业的招投标；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支持，在全国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失败宽容和补偿制度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失败宽容和补偿倾斜制度。
如何让科技成果有效落地，也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委员关心的事。
他说，近年来，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已跨入世界前列，在纳米、化学、材料、量子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，论文数、被引用数、专利申请量都是世界第一，但核心技术短缺情况尚未根本改变。
“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链不完整。”赵宇亮分析，科技创新链一般包括基础研究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产品开发等。基础研究的科研论文发表、专利申请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事情，产品开发是产业企业的事情，“相比而言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很薄弱，很多基础研究成果无法转化落地”。
赵宇亮认为，可以探索“设新机构”，即设立成建制的国家级“技术变革研究院”，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
除“设新机构”外，他还提出“促大融合”和“稳强支持”，让科学发现和制度优势形成强大合力，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。
“促大融合”即挑选高水平基础研究科学家，与企业工程师队伍共同组成“技术变革研究院”。
在“稳强支持”方面，他说，虽然近期财政紧张，但或许也正是倒逼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的机会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对最需支持的领域和人进行相对长期稳定的支持。“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纳入国家新基建计划，强力支持十年，以市场化机制运营，形成若干研发中心，再逐步转移到企业。”赵宇亮建议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委员则建议，完善我国自主科技创新体系，从基础研究源头开始，形成面向科技长远目标的系统性布局，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。
在基础研究方面，潘建伟认为，除加大支持力度外，还要鼓励和支持“理论与实验实践、科学与技术并重”的整体发展思路。对于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，他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，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，激发创新活力。为保证企业积极性，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、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，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。
《科技日报》（2020年05月24日头版）
